谈恺《孙子集注序》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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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恺
原文：
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 言《孙子》注二十余家。予所见仅此：汉有曹操, 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 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多托之空言, 而曹操则见之行事者也。操尝别为《新书》, 诸将征伐, 即以《新书》授之, 从者胜, 违者负。今《新书》不传, 而见于《李卫公问答》者, 机权应变实本之《孙子》。其注多隐辞, 引而不发。操之所以如鬼也。杜牧《自序》云：“孙武死后凡千岁, 将兵者有成有败, 勘其事迹, 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 犹印圈�?�, 一不差跌。予解犹盘中走丸, 横斜曲直, 计于临时, 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 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牧未尝用兵, 观其与时宰论兵二书, 谓尚古兵柄本出儒术, 援古证今, 若绳裁刀解。陈皞注多指谪杜之谬误。人各有见, 未必为樊川病也。李筌注依《太乙遁甲》, 杂引诸史以证《太乙遁甲》, 与今所存书往往不同。意古书散逸久矣, 孟氏、贾林、杜佑, 即唐纪燮所集者。张预取历代名将用兵制胜合《孙子》者, 编次为传, 于《孙子》多所发明。梅尧臣注, 文忠公谓其当与“三家”并传, 晦翁有定论矣。孟氏、贾林、王皙、何氏, 虽言人人殊, 而皆于观者有所裨益。此注之所以集也。
夫兵, 凶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不素习于承平之时, 而姑试于有事之日, 吾不知其可也。故生而悬�。ざ吧�, 冬而讲武, 凡人之所当知者也。诗云：“文武吉甫, 万邦为宪。”孔子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备。”又曰：“我战则克。”圣人之所以教者也。余夙有四方之志, 每涉猎群书, 而尤嗜《孙子》。《孙子》上谋而后攻, “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 与孔子合。至于战守、攻围之道, 批抗、捣虚之术, 山林、险阻之势, 料敌、用间之谋, 靡不毕具。其它韬钤机略, 孰能过之?然其言约而该, 近而远, 未易窥测。今观诸家所注, 或本隐以之显, 或由粗而识精, 或援史而证之以事, 或因言而实之以人, 于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彰明矣。故曰《孙子》十三篇, 不惟武人根本, 文士亦当尽心焉, 旨哉言乎!
予奉命督军虔台, 进武弁及生儒问之, 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以梓, 以广其传。
（节选自《十一家注孙子》）
注释：[1]樊川：杜牧, 号樊川居士。[2]晦翁：朱熹, 号晦庵, 晚称晦翁。[3]悬�。汗糯缢咨形�, 家中生男, 则于门左挂弓一张。[4]吉甫：人名, 尹吉甫, 有文德武功。
译文：
欧阳修文忠公撰写的《四库书目》, 提到（为）《孙子》作注的有二十多家。但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汉朝有曹操, 唐朝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 宋朝有张预、梅尧臣、王晢、何氏。各家（作注）大多凭借虚而不实的空话, 而曹操（作注）却见诸实践行动上。曹操曾另外写成《新书》, 手下将领外出征战时, 就送一本《新书》给他, 将领如果按《新书》做了就能胜利, 违背了就会失败。现在《新书》没有流传下来, 却在《李卫公问答》里有所表现, 《新书》中有关机谋权变方面的论说实际上都源自于《孙子》。曹操作注大多是隐晦不明的说辞, 只引导启发不作具体明确的阐述。这就是曹操犹如鬼魅一般的地方。杜牧在自序中说：“孙武死后总共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带兵打仗的人有成功也有失败的, 考察一下他们的行事轨迹, 都与孙武所写的这本《孙子》的论判一一相互对应, 好像圈印�?坛隼匆谎�, 一点都没有差错。我（对《孙子》要义）的理解就好比在盘子里滚动的圆丸, 圆丸在盘中横斜曲直到底怎么走, 只能临时推想, 不能完全知道所有情况;一定能完全推知判断的, 只有知道这圆丸不能跑出盘子这一点。”杜牧未曾带兵打仗, 阅读他和当时宰相讨论军事的两本书, 说上古的军事思想原本出自儒学, 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 像用绳墨量裁用刀划解一样清楚。陈皞作的注多指摘杜牧注解的谬误。只不过人各有所见, 这些指摘未必就是杜牧的错误。李筌作的注依据《太乙遁甲》, 又多方引用各种史料来证明《太乙遁甲》, 与现在留存下来的《孙子》注书往往不一样。估计古书散失很久了, 孟氏、贾林、杜佑的注, 是后来唐代纪燮所汇集的。张预选取在用兵打仗获取胜利方面观点跟《孙子》相合的历代名将, 依次给他们编写传, 并（据此）对《孙子》多有生发阐明。梅尧臣作的注, 欧阳修认为他应当跟曹操、杜牧、陈皞三家权威的注一并流传后世, 这一点朱熹已经有定论了。孟氏、贾林、王晢、何氏他们虽然说辞个个不同, 各有各的意见, 但对阅读研究的人都会有所补益。这也就是这些注能够汇集的原因。
用兵, 是件凶险的事情, 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然而, 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不去平素练习, 却在突发战事的时候姑且试用,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 （家庭里）生了男孩就在门左悬挂一张弓（以示尚武）, （男孩）长大了就练习射箭, 冬闲之时就退而在家讲习武艺, 这是一般人都应当知晓的。《诗经》里说道：“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 其才可为万国之法。”孔子说：“有文治的事, 一定也会有军事上的准备。”又说：“我（方）只要打仗就一定要胜利”。这些都是圣人教导我们的。我平素就有纵横四方的志向, 每每博览群书, 但尤其嗜读《孙子》。《孙子》以谋划为上而以军事进攻为后, 修明政治, 确保各项法制的贯彻落实, 论起将领（来）就要谈仁、智、信、勇、严, 这些思想与孔子是相合的。至于出击防守、进攻包围的策, 抓住敌人的要害而乘虚而入的手段, 山林险阻地势的借助利用之方法, 预判敌情使用离间的谋, 书里没有不完全呈现的。其他人军事上的机谋韬, 谁能够超得过它呢?但是, 《孙子》的语言简约而又完备, 话说得浅近而意旨却很深远, 不容易窥测探寻。现在我看各家给《孙子》作的注, 有的着眼于在原文隐藏的地方让它显豁, 有的着眼于在粗的地方让人们看到它的精细, 有的援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它所说的道理, 有的依照言论而用具体的人来实证它, 这样, 《孙子》里面含义隐约的词语、深奥的意思就都彰显明白了。所以说, 《孙子》十三篇文章, 不只是军人的基本用书, 文人也应当尽心学习, 这句话有深厚的意旨�。�
我接受军令到虔台督军, 交往武官和书生, 询问他们, 结果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所以把这本《孙子集注》交付印刷出版, 让它流传得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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