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翻译
| | |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 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 有益于天下, 有益于将来。多一篇, 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 写无从查考的话, 抄袭别人的观点, 作奉承谄媚的文字, 像这样, 对自己有害, 对别人无益, 多一篇, 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 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 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 则不能自成体系了, 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 汇集成书, 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 （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 必然不是很多, 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 后代不可缺少的, 然后才著述, 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 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 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 越多错漏就越多, （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 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 文人何其多�。」倘挥胁欢�, 不通古今, 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 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 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 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 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 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 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 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 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 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 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 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 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 欧阳修与学人晤谈, 不曾涉及文章, 只是谈吏政, 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 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