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史论上》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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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原文：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 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 不待贬而惩;然则, 史之所惩劝者, 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 故其忧愈大;忧愈大, 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 卒之论其效者, 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 其义一也。
其义一, 其体二, 故曰史焉, 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 词以章之, 道以通之, 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 经以道、法胜, 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 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 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 而用实和资焉。
夫《易》《礼》《乐)《书》, 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 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 故因讣告策书以修《春秋), 旌善而惩恶, 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 故本《周礼》以为凡, 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 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 事既曲详, 词亦夸耀, 所谓褒贬, 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日：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 则所褒莫见其善状, 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 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 则称谓不知所法, 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 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讣而书, 或隐讳而不书, 若此者从, 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 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 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 安能事为之褒贬, 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 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 则规无所效其圆, 矩无所用其方, 准无所施其平, 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 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 而用实相资焉。噫!一规, 一矩, 一准, 一绳, 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 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 嚣嚣然冗且僭, 则善矣。 (有修改)
译文：
历史为什么而作?因为写历史的人有忧患。忧患什么呢?忧患小人。凭借什么知道呢?从史书的名字就知道。楚国的史书叫《梼杌》, 而梼杌就是四大恶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奖就能够劝勉, 不用等到贬斥就能够惩戒。既然这样, 那么史书所惩戒和激励的, 就只是针对小人罢了。孔子的志向远大, 故而他的忧患也大;忧患越大, 故而他的著述伟大。因此, 他便凭借历史材料来修撰经书, 最终评论他的著述功效的, 必然会说“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 史书和经书都是由于担忧小人而写出来的, 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但文本体制却不同, 所以一个叫做“史”, 一个叫做“经”。大概说来, 写文章的手法有四种：用事实来充实它, 用文辞来彰显它, 用道理来贯通它, 用法度来约束它。这就是经书、史书共同具有的东西。虽然这样, 但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 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 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 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 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 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易》《礼》《乐》《诗》《书》这五本书, 论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经很详尽了, 但却没有用历史事实来验证。孔子害怕后世把这些书看成是圣人的个人言论, 因此便凭借讣告、策书来撰写《春秋》, 表彰善良而惩戒邪恶, 这就是经书的道理;（虽然这样）还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观臆断, 因此又依据《周礼》来发凡起例, 这就是经书的法度。至于历史事件, 就仅仅列举它的梗概;至于文辞, 就务求简练。所以我说：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就不一样了, 事情既曲折详�。拇且部湔澎乓�, 所谓褒和贬, 除了文末的“论”和“赞”之外就没有什么评论了。所以我说：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
假使后人不知道历史就去看经书, 那经书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事, 所贬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恶行。所以我说：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 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假使后人不精通经书, 就去专攻历史, 那事物的称号就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 惩戒和劝勉也就不知道来源于什么。所以我说：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 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
经书有的是依据虚假讣告而书写的, 有的是由于隐瞒忌讳而不写的。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都只能是适宜于教化罢了。所以我说：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的一篇本纪、一篇世家、一篇列传, 其中的美恶得失固然不是能够一一数清楚的, 那么在它文末几百字的“论”“赞”中, 又怎能对事事都进行褒贬, 像《春秋》一样让天下人一举一动都有可遵循的准则呢?所以我说：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圆规、方尺、水平仪、墨线是用来制造器物的, 器物要靠它们来校正。然而, 没有器物圆规就无法发挥它量度圆的作用, 方尺就无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 水平仪就无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 墨线就无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 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所以我说：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 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唉!一把圆规、一把方尺、一个水平仪、一条墨线, 就足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后人希望达到司马迁、班固的水准, 只要做到实录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扬扬自得冗长而不知高低（模拟圣人的经书）, 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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