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标《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
| | | 方孝标
原文：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 而是非相乘, 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 皆由所为, 故追论之, 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 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 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 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 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 不能无弊, 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 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 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 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 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 而后出图天下之事, 视其可变者变之, 不可变者因之, 有功则已不尸, 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 精思而熟讲之, 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 故无成也。呜呼, 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 而望其君为尧、舜, 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 岂忠乎？且尧、舜之政, 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 方策所布, 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 而虚衷和气, 相与于成, 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 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 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 皆环向而立, 而无一人之助, 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 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 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 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 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 得君之专, 而史意气高远, 议论谲肆, 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 辩之而不能屈, 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 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 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 不用而愤惋以死, 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 不学无术, 后世讥之。夫计与术, 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 我以为常, 乃善耳。术者, 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 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 而实有好奇之志, 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 乃范增、霍光之等也, 若章惇、蔡京, 小人之尤, 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 故为一言。
（清•方孝标《王安石论》, 有删节）
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 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 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 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 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 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 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 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 也不能没有弊�。拇渤闲�, 商代变为重质朴, 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 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 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 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 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 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 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 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 （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 所以他没有成功。
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 （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 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 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 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 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 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 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 而是虚心和气处事, 共同把事情做成, 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 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 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
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 都远离退后, 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 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 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 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
既然如此,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 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 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 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 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 议论风发奇特, 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 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 却不学无术, 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 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 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 只在于没有欺骗, 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 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 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 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 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 像章惇、蔡京, 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 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 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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