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原文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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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人禀五常, 士兼百行, 邪正有别, 曲直不同。若邪曲者, 人之所贱, 而小
人之道也;正直者, 人之所贵, 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 不践君子之
迹, 而行由小人者, 何哉?语曰：“直如弦, 死道边;曲如钩, 反封侯。”故宁
顺从以保吉, 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 申以劝诫, 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
子, 淫乱君主, 苟直书其事, 不掩其瑕, 则秽迹彰于一朝, 恶名被于千载。言之
若是, 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 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 赵盾之为
法受屈, 彼我无忤, 行之不疑, 然后能成其良直, 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
马迁之述汉非, 韦昭仗正于吴朝, 崔浩犯讳于魏国, 或身膏斧钺, 取笑当时;或
书填坑窖, 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 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 励其匪躬之节,
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 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 窃撰辽东之本。以兹
避祸, 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 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 徵诸直词, 虽古人糟粕, 真伪相乱, 而披沙拣金, 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 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 曹、马构纷之际, 或列营渭曲, 见
屈武侯, 或发仗云台, 取伤成济。陈寿、王隐, 咸杜口而无言, 陆机、虞预, 各
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 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 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 一朝
如雪。考斯人之书事, 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
其叙述当时, 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 箕裘未陨;邺城将相, 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 曾无惮色。刚亦不吐, 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 壮夫重气, 宁为兰摧玉折, 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
书, 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 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 而遗芳余
烈, 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 假回邪以窃位, 董统《燕史》, 持诌媚
以偷荣, 贯三光而洞九泉, 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翻译：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 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士人有各种行为, 有的邪, 有的正, 有的曲, 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 被人所轻贱, 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 被人所尊重, 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 不践行君子的做法, 而遵行小人的行为, 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 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 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 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 就是劝诫世人, 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 淫乱的君主, 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 不掩饰他们的过失, 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 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 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 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 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 董狐自己没有犯错, 依然果断行事, 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 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 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 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 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 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 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 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 和不折腰的气节, 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 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 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 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 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 求证于直白的词句, 虽然古人的糟粕, 真假相杂, 而我们披沙淘金, 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 可能代指一定时期）, 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 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 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 被诸葛亮所击败, 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 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 都笔口无言, 陆机、虞预, 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 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 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 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 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 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 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唬ㄍ踣啃础镀胫尽返氖焙颍┍逼氲慕�, 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 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 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 壮士注重气节,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 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 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 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 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 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 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 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 一边是上贯三光, 一边是下穿九泉, 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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