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原文及翻译
| | | 郑燮
原文：
作诗非难, 命题②为难。题高则诗高, 题矮则诗矮, 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 自不必言, 即其命题 , 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通体不能悉举, 且就一二言之：《哀江头》《哀王孙》, 伤亡国也;《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诸篇, 悲戍役也;《兵车行》《丽人行》, 乱之始也;《达行在所》三首, 庆中兴也;《北征》《洗兵马》, 喜复国望太平也。只一开卷, 阅其题次, 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 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 宛然在目。其题如此, 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
放翁诗则又不然, 诗最多, 题最少, 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而已。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盖安史之变, 天下土崩, 郭子仪、李光弼之流, 精忠勇略, 冠绝一时, 卒复唐之社稷。在《八哀》诗中, 既略叙其人;而《洗兵马》一篇, 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 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时, 君父幽囚, 栖身杭、越, 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 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 皆流连诗酒, 沉溺湖山, 不顾国之大计。是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 了却诗债而已。且国将亡, 必多忌, 躬行桀、纣, 必曰驾尧、舜而轶汤、武。宋自绍兴以来, 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括民膏、戮大将, 无恶不作, 无陋不为, 百姓莫敢言喘, 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处戾乎!故杜诗之有人, 诚有人也;陆诗之无人, 诚无人也。杜之历陈时事, 寓谏诤也;陆之绝口不言, 免罗织也。
（有删节）
【注】①这封家书写于作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范县知县任上。②命题：此处指选材。
译文：
写诗并不难, 难的是选材。选材水平高那么诗歌的价值就大, 选材水平低那么诗歌的价值就�。虼搜〔牡氖虏豢刹簧髦�。杜甫诗歌水平高, 超越千年, 自然不必说, 就是他诗歌的选材, （也）早已位居百尺高楼之上了。杜甫诗歌的选材不能全部举出, 姑且就其中的一部分来谈一谈：《哀江头》《哀王孙》, 是以伤亡国为题材的;《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这些诗篇, 是以悲戍役为题材的;《兵车行》《丽人行》, 是以安史之乱初期为题材的;《达行在所》三首, 是以庆祝国家复兴为题材的;《北征》《洗兵马》, 是为收复国土而高兴, 期待天下太平的。只要一翻阅他的诗集, 浏览其题目的编排, 一种忧国忧民、悲喜交加的思想感情, 以及宗庙沦陷为废墟、战士戍守边关的痛苦, 仿佛就在眼前。他的诗歌选材如此, 他的诗歌又怎会不令人痛心入骨呢?
陆游的诗却不是这样, 他的诗数量最多, 但是选材最单一, 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罢了。难道陆游写诗的主张和杜甫不同吗?安史之乱, 国家土崩瓦解, 郭子仪、李光弼这些人, 精忠报国, 有勇有谋, 在当时超出同辈, 终于光复了大唐。杜甫在《八哀》诗中, 已经大略地记叙了这些人, 而在《洗兵马》一篇中, 又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加以赞叹, 杜甫不是随便写的。南宋时, 皇帝被囚禁, 赵构偏安杭州、越州, 他们蒙受羞辱及处境危险（的时刻）也就来临了。讲理学的人尽管竭尽全力, 但终究没有挽救时局变乱的才能。在朝的众大臣, 都沉湎于诗酒, 迷恋于湖光山色, 不考虑国家（治乱）的大计。这样, （陆游）只是拿《山居》《村居》《夏日》《秋日》, 来偿还所欠的诗债罢了。况且一个国家即将灭亡, 一定有很多忌讳, （国君）自身的行为如同桀、纣, 却偏要说自己的德行胜过尧、舜、汤、武。
宋朝自绍兴年间以来, 对来犯的少数民族主张和议、增加岁币、封加尊号、朝廷地位骤降、搜括百姓财物、杀戮大将, 没有什么邪恶、丑陋的事情不做, 百姓没有人敢说话, 陆游又怎么能够将这些反映在诗歌里从而自找罪受呢!所以, 杜甫的诗歌里有人, 的确是有人;陆游的诗歌里无人, 的确是没有人啊。杜甫（在诗作中）逐一陈述时事, 寄托直言规劝之意;陆游（在诗作中）闭口不言（时事）, 为的是避免被人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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