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人论》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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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
原文：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 皆曰“圣人也”, 而又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 君子不由也。”圣人之名, 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 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 伊尹制其行于天下,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 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 由是多进而寡退, 苟得而害义, 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患其弊, 于是伯夷出而矫之, 制其行于天下, 曰：“治则进, 乱则退。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 由是多退而寡进, 过廉而复刻, 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 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 制其行于天下, 曰：“不羞污君, 不辞小官。遗佚而不怨, 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 由是多污而寡洁, 恶异而尚同, 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 因时之偏而救之, 非天下之中道也, 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 三圣人之弊, 各极于天下矣, 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 曰：“可以速则速, 可以久则久, 可以仕则仕, 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 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 岂孔子一人之力哉, 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 不足以救伊尹之弊, 柳下惠不和, 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 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 如皆欲为孔子之行, 而忘天下之弊, 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 则皆足以为孔子也, 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 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 则不足以为贤人也, 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 君子不由”者, 亦言其时尔。故曰：圣人之言行, 岂苟而已, 将以为天下法也。
（取材于王安石《三圣人论》）
译文：
孟子议论伯夷、伊尹、柳下惠, 都（把他们）称为“圣人”, 但又说：“伯夷狭隘, 柳下惠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 （都）是君子不采取的。”圣人的美名, 怎么能是狭隘和不严肃的人能够得到的呢!（我）大概听说圣人的言语行为不随随便便, 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从前, 伊尹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 说：“（我）哪里侍奉的是昏君呢?（我）哪里差遣的是暴民呢?天下太平时（可以）出来做官, 天下混乱时也（可以）出来做官。”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伊尹（这样做）的真正意图, 因此大多追求做官而很少选择隐退, 不正当地获利而损害大义, 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担心这种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出来纠正这种弊端, 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 说：“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 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 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百姓（就）不差遣。”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伯夷（这样做）的真正意图, 因此大多选择隐退而很少追求做官, 过于方正和过于苛刻, 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又担心这种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柳下惠出来纠正这种弊端, 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 说：“不把（侍奉）无道之君当作耻辱, 不拒绝低微的官职。不被任用也不怨恨, 艰难困苦也不忧愁。”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柳下惠（这样做）的真正意图, 因此大多行为不检而很少洁身自好, 不喜欢不同意见而混同于流俗, 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这三位圣人, （制定的准则都是）针对时代的偏失去拯救它, （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 因此时间久了一定会产生弊端。到了孔子的时代, 三位圣人（面临）的弊端, 在社会各方面都达到了极点, 所以孔子综合了三位圣人的做法给天下制定全面的行为准则, 说：“应该快就快, 应该慢就慢;应该做官就做官, 应该隐退就隐退。”这之后圣人之道彻底完备了, 没有任何偏颇的弊端了。圣人之道彻底完备而没有弊端的原因, 哪里是孔子一人之力呢, （应该）是四位圣人相互传承（的结果）啊。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 （就）不能挽救伊尹（时代）的社会弊端, 柳下惠（如果）不随和, （就）不能挽救伯夷（时代）的社会弊端。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用自己（的做法）来救治社会弊端吧, 如果都想采取孔子的做法, 却忽略了（当世的）社会弊端, 那怎么能称得上是圣人呢?所以假使三位圣人处在孔子的时代, 那么（他们）都能成为孔子, 但他们表现清高、表现负责、表现随和的原因, （不过）是时代（需要）罢了。哪里会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呢?如果（只）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 那么（他们）就（连）贤人（都）称不上, 哪里（能）成为孟子所说的圣人呢?孟子所说的“狭隘和不严肃, 是君子不采取的”, （这）也是（针对）他的时代特点说的。所以说：圣人的言语行为, 哪能随随便便就算了, 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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